1953年，已经是美国知名教授的阿尔瓦雷茨（Luis Walter Alvarez）去参加全美物理年会。吃午饭时他与27岁的芝加哥大学博士后格拉泽同桌。交谈中，格拉泽告诉阿尔瓦雷茨，自己的报告被安排在大会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他非常担心到时人们因提前离会而不来听。
阿尔瓦雷茨好奇地问格拉泽报告的内容。格拉泽说，他受啤酒摇晃后冒气泡的启发，想以此寻找探测基本粒子的方法。几年后，阿尔瓦雷茨在格拉泽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尝试，终于成功做出了第一台液氢气泡室。
虽然格拉泽的思想并不成熟，而阿尔瓦雷茨的液氢气泡室的设计思想也远超格拉泽当初的设想，但196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是授给了年轻的格拉泽。
这是朱清时先生在一次讲座中给学生们列举的诺奖美谈。他想借此告诉同学们，创新最重要的是思想，只要有新思想，就可以超越伟大的科学家。
这听上去确实令人振奋。可是，格拉泽生活在美国，听朱校长讲故事的同学生活在中国。他们，很难有格拉泽的“幸运”。例子就在眼前。
最近获得拉斯克奖的屠呦呦，就面临该不该一个人得奖的争议。在这一成果中，她扮演了三个“第一”的角色：当年是她最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代号为“523”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是她最先提取出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也是她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但是，在中国医学界，不少人认为，523项目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很多人做了贡献，是不能把奖给屠呦呦一个人的。
在过去40年，屠呦呦都包围在有关争议中。而以格拉泽的获奖来看屠呦呦的获奖，这些争议简直不值一提——格拉泽获奖，凭的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阿尔瓦雷茨的贡献似乎要远远大于格拉泽，可获奖者却是格拉泽。难怪美国人认为，不要说屠呦呦在这一成果的取得中有三个“第一”，就是她只有一个“第一”，也该获奖。
在笔者看来，围绕屠呦呦获奖的争议，表明我国学术界对什么是学术贡献、什么是创新，还没怎么搞明白。可以说，从获得青蒿素成果到现在，40年过去了，在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多大改变，即轻视创造性思维，而一味追求创造性成果。这种本末倒置，让创造性成果难出，而且，即便产出创新性成果，也没有高度重视创造性思维。
在国外学术论坛上，学者们会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学术观念，进行学术交流，包括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他们不担心自己的新观点会被偷去，也不担心自己的新观点幼稚而被嘲笑，因为学术界的规则是，谁第一次提出这一新观点，谁就是原创者，今后他人引用必须注明出处；在美国申请学术基金中，就有学者在申请材料中引用他人观点没注明出处而被取消申请资格的事例。另外，所有创造性思想都是得到尊重的，在麻省理工学院150周年校庆展览的150项该校学生取得的“成果”中，既有划时代的重大发明，也有各种毫无使用价值的怪异发明。自由的学术环境，给思想装上了翅膀。
而在国内的学术研讨中，学者们却会有所防范。原因是担心自己未成文的观念被别人用去，弄出论文来就成了别人的成果。学术研究成了学术秘密，关起门来搞学术。再就是，在弄出具体成果之前（比如论文、专利），大家总是对发表的观点小心翼翼，按被灌输的知识和习得的经验，在各种框架范畴内，修正自己的观点，最后，想法中规中矩，鲜见原创性的火花。原始的学术兴趣和创新活力，被各种利益因素左右，最后失去了力量。
去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后，两位获奖者用普通胶带成功从铅笔芯的石墨中分离出石墨烯的故事，让国人感慨“游戏也能出诺奖”。其实，回到学术本质，就是“兴趣+想像力”，而当这混杂进各种利益因素之后，就变得特别复杂。大家把很多工夫用在人际沟通、论资排辈、摆平利益关系中，精力就被无谓地折腾。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